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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推动着现代法治的转型：随着福利国家范式取代自由主义范式，社会正义向度的实质法治继形式法治之后成为20世纪以来的新型法治范型。
这是作为一种合作性风险的中心的自由社会观念内在意含的一部分。[2]（P155）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由于权利和责任远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具有必然联系的，权利文化也总是责任文化，法律上的许可在逻辑上也就隐含着法律上的义务，权利也就总是体现着约束。
把权利描述为公共投资就是鼓励权利理论家注意权利是否强制执行的问题不仅仅是有价值的和审慎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书中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权利思维路径对我们关于权利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构设与操作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这种由功能良好的市场所预设的权利强制执行总是要涉及到‘征税与花费。当可用的资源枯竭的时候，权利就将常规性地被缩减，恰如无论公共资源何时扩展它们也将变得容易扩展一样。当从财产所有者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并不存在关于穷人的救济的任何特别的施舍。
因为，从权利作为一种寻求社会合作的交易来看，社会的最少受惠者也同样通过克制自己的行为和积极配合行动为社会整体的集体财富的增加做出了贡献。[2]（P147）总而言之，权利拥有者自己具有一项负责任地行为的权利。消极权利典型地是保护自由，积极权利典型地是促进平等。
所以，福利权利和福利计划不是为了排除依赖（这是没有用的），而是为了创造出那种促进自我帮助并使绝大多数人们都有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的依赖类型，而美国人所珍视的‘独立实际上是对某一种（自由的）制度设置的依赖。因此，拟议中的《受害者权利宪法修正案》就是对个人的和社会的抛弃物的一种反应。内容提要:严格说来，全球范围（中国尤甚）内的对权利的学术理论研究对于权利的现实性或者权利的社会实用性相对较为忽视。在美国过分强调权利这种片面的权利文化之下，美国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权利泛化，人们强调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去行动而不顾及其行为的后果、尤其是其行为对他人的后果。
正因为权利文化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文化并因此也同时是责任文化，不仅仅是权利在实际地创设着义务，一项义务的附加也常常服务于创设一项权利，同时，许多权利反映了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而绝大多数权利当其受到可靠保护的时候也能够有助于增加利他主义和负责任的习性。来自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和雇员也来到了现场参加灭火。
[2]（P114）权利不是与社会或者政府相对抗的，而是个人基于其本身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从而创造社会共存的基本方式，个人权利花费着公共资源，其在满足个人的利益需要的同时也增进着公共利益或者集体的利益。因此，即使是那些最强烈的反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也心照不宣地接受了他自己对政府的依赖。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权利的行使或者强制执行都需要花费公共资源，比如要真正实际地享有投票的权利或者行使这项权利，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但我们不能使投票的权利以个人化的投票税收或者使用者付费的支付为前提条件。因为所有的权利都要依靠经济和公共财政的状况，所以，把福利权利宪法化或者不把福利权利宪法化的决定就不能单单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
我们常常认为，权利的授予和保护，就是为了塑造独立、自治与自我负责的公民，民主政治的意蕴也在于此，而凡是与此目的相背离的思想与制度设计也就当然地被认为是对公民人格和对民主政治的伤害。[2]（P123）所以，权利的权衡不是选择—放弃问题，也即不是保护或者不保护的问题，而是保护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这种权衡也就是决定有限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对象以及其投入量的政治选择问题。而对权利的私人成本的投入情况或者说个人所拥有的可以用于其权利保护的私人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在事实上影响着其所享有的权利的质量与范围。在不到三十年的期间，我们的基本的宪法权利的具体含义可能就不会保持不变。
《杰哈德对美国的世界》（Jihadvs．McWorld）的作者、拉特格斯大学的本雅明·R·巴伯（BenjaminR．Barber）教授认为，霍姆斯和孙斯坦重建了对自由的保护与强有力的民主政府之间的关键连接，他们也特别突出了私人权利的基本的公共特性。[2]（P226）在任何情况下，权利主体，无论其自然的先天条件是如何的优越或者聪明，假如没有作为社会整体的权威的体现的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即假如公共力量并不站在他的一边，假如没有公共资源的投入，他是绝对不可能真正保护自己的权利、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强制执行的。
这在一定意义上当然禁锢了学术理论研究与具体的权利实践的思维，也妨碍了权利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由于社会中某些既有的规则或者制度的存在或者缺失对于权利保护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影响，这些规则或者制度也就成为了权利的非金钱意义上的成本。
而这恰恰是迄今为止的权利理论研究所忽视了的权利思维路径。然而，权利和责任是很难被分开的，它们是彼此相关的。但这不是最近三十年的革新，在某种形式上，情况总是这样的。他们主张，不能在抽象的理论意义上来回答究竟是不是应该由宪法来保护某种类型的权利，这样的问题只能在具体的背景之中来具体地考虑。也可以说是权利的公共成本。在其由社会来负担的意义上，权利强制执行的特别模式必须在对少数人的团体成员具有适当的保障的情况下被证明为对社会而言是正当的。
（三）强制执行权利意味着分配资源。牛津大学的阿兰·雷恩（AlanRyan）教授说，‘为你的权利而斗争，或者为别的什么人的权利而斗争，并不仅仅只是对一些原则的争论，而且也是对于预算的喋喋不休的争执。
这也是休谟认为私人财产权是一种由公众支付而由公共权威机构来授予和保护的垄断权的原因。现代的阶级之间的妥协不仅仅在美国而且也在所有自由民主政体作为其如今的基本特征的财产权利与福利权利的结合中得到了反映。
所有的权利都会对公共财富提出要求。[2]（P22）但《权利的成本》所关注的乃是权利的预算成本，也就是权利的公共成本。
它也把我们不经意地带进了道德理论的核心，带进了分配性的平等和分配性的正义的那些问题之中。换一句话说，所有为着权利保护而进行的监督活动本身也是具有巨大的成本的。[2]（P20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人所珍视的那些基本权利就来源于确保很不相同的社会团体在全国范围内的富有成效的协作的那些社会交易，福利权利本身从社会合作来看乃是一种为了整个社会的集体目的的长期投资，同时也是对包括人们的基本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条件，因为它们能够减少社会紧张并促进社会合作。但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我们应该更负责任地思考责任本身，因为在今天的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人们逃避他们的义务，轻率地行为，忽视其他的严重问题，而他们一般应该更负责任地行为。
通过确认、保护和资金资助权利，集体培育了被宽泛地解释为其成员的更深层的利益的东西。为了谋取穷人的积极支持，而不仅仅是消极的默许，政府需要做出明显的包容姿态。
换一句话说，要得到最有效的权利保护，就必须特别关注而不是忽视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即社会弱势人群的权利保护，也就是必须恰当地对待穷人。远远不是消极地保护免受政府的干涉，公民权利———诸如投票的权利、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以及获得公共资助的教育的权利———都是把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个人拉入社会之中的方式。
收益—成本比率必须不仅仅是实证的，它也必须被看作为是实证的。一个自由的法律制度不仅仅意味着保护和维护财产权，它也界定并因此而创造着财产权。
或者像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所提出的，‘政府不是解决办法。[2]（P13）从这里出发，霍姆斯和孙斯坦引导我们反思我们惯常的权利常识所具有的成见，并把我们的权利思维的重心从权利的可欲性转向了权利的可行性。但《权利的成本》却非常自如而完美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处理了这个非常棘手的主题。在华伦首席大法官领导下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其它的政府机构开始对非国教徒慷慨地赋予权利之后，普通公民就开始漠视他们的传统义务了。
如果权利具有成本，那么，权利的强制执行对于纳税人在节约金钱方面的利益而言就将总是敏感的。于是，同样的权利对于拥有不同的私人资源的个人而言其实际价值也就很不一样。
通过对这个事件的分析，霍姆斯和孙斯坦把权利思维导入了另一个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方面。社会规范与法律规则通过不同的手段而解决着类似的问题。
道德权利具有预算成本仅当其准确的性质与范围是在政治上可以约定并得到解释的———也就是说，仅当它们是在法律之下可以得到认可的。它指的是用于所有的权利（当然也就是用于某种具体的权利）保护的公共资源，这种公共资源是由税收来提供，从国家预算中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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